末代皇帝与传世书画的秘辛往事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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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代皇帝与传世书画的秘辛往事
作者: 来源: cafa.com.cn    点击数:339   更新时间:2018/10/24 16:23:46   字体:【大  小】关闭窗口

  随着辽宁省博物馆“中国古代书法展、中国古代绘画展、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”等几大精品展的全面开放,作为“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”的它掀起了一阵阵关注热度。久负盛名的周昉《簪花仕女图》、董源《夏景山口待渡图》、宋徽宗《瑞鹤图》领衔众多馆藏赚足了眼球。而这批“中国古代书画”又是怎样从紫禁城转辗多次后置沈阳的呢?这段绝世珍宝漂泊动荡、颠沛流离的“迁徙”旅程究竟该从何聊起?“末代皇帝”与他的亲信们又在这段旅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?背景回到清末,故事徐徐打开…

  出宫

  1923年1月5日(宣统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[1]),北平已进入严冬,转过天来就是小寒,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就要到了,街道上行人渐少,空气清冽而肃杀。这一天的下午,溥杰在陪同兄长溥仪读书后,照例带着太监从毓庆宫出来,经神武门出了紫禁城,伴同的太监腋下携带着一个黄缎包袱,与几个月前不同,这包袱体积较大,分量也显得很重。

  溥杰与伴同太监这一路过来,经宫门几道,遇各色人等,除各宫门把守的太监外,出了宫要经过护军的各个岗哨,神武门内,先碰到由毓逖统领的守卫人员,神武门外,还能遇见来回巡逻的“内城守备队”值勤士兵。这些驻扎的守备势力,除禁卫军改编外,分属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、步兵统领聂宪藩管辖。若这些负责保护宫内人身安全及财产的卫兵略生疑窦,对傅杰等人稍加盘问,便可察觉,这黄绫包袱里裹挟的不是平日里读书用的课本,而是唐宋以来的法书名画手卷,共计35件。

  成功躲开众多警卫及值勤人员注意的溥杰一行,向北而进,回到了位于后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家中。到得家来,顾不上展阅赏玩,手卷便被溥杰交到了父亲载沣手中,和这几个月以来被携带出宫的善本图籍、晋唐书画一道,放进了几口大木箱子中。

  这一日捎带出宫的作品,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,而裹在黄缎包袱皮里的35件手卷中,其中有3件,正是今日列展在辽宁省博物馆“中国古代绘画展厅”内的一级品,分别是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图》、宋徽宗的《瑞鹤图》以及王蒙的《太白山图卷》。本次展览中的另外3件精品,董源的《夏景山口待渡图》、戴进的《达摩至慧能六代祖师图卷》以及仇英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则已于1922年12月10日、18日及20日(宣统十四年十一月初三、十一日及十三日)以“赏赐”的名义让傅杰带出了宫。

  实际上,从1922年7月开始,溥杰与堂弟溥佳便在上下学所带的包袱里携带宫中物品,起先只拿取乾清宫之西昭仁殿所藏的善本图籍,只因这些善本形式与溥杰兄弟平时随带的课本表面大小一致,便于夹带运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后,傅杰等人将目光转向了晋唐以来的法书名画。

  辛亥革命以后,清王朝的实际统治已然不存在了,但在紫禁城内仍保留了一个“小朝廷”,让溥仪继续在宫中以皇帝自居。按照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签订的《优待清室条件》规定,“大清皇帝辞位之后,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”,公然将紫禁城内的文物视作合法私产,正因有此条文作凭依,逊帝才敢对宫中财物如此任意处理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,军阀混战,时局动荡不安,溥仪深恐宫内无法长久安居,于是一面委托载涛在天津购置房产,一面将宫中古籍、字画运出宫外,为以后生活及留洋筹备经费。

  按例,各宫所存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,如果要把某宫物品赏人,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,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,然后开一个条子,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。据《清宫陈设档》所载,1923年1月5日被带走的3个手卷,原本存放于静怡轩。

  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,溥仪便趁机从选出的上品中挑最好的拿,未走“正规”流程,将静怡轩这几件标记为“静字号”的手卷直接“赏赐”出了紫禁城。从宣统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开始到十二月十二日为止,除去中间少有的间歇外,溥仪基本上都是按天行赏,从开始的一次10件发展到35件,在前后两个半月的时间内,共带出书画手卷1285件,册页68件。

  就这样,溥杰兄弟几乎每天都从紫禁城内带走大包书画,时间长了,难免引起了宫内人的注意。不久,就有太监和官伴问溥佳:“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”溥佳含混地对他们说:“有的是赏我的,也有的修理之后要还回宫里来的。”可是,那些要修缮的字画只见出,不见进。溥仪等人也知醇亲王府终究不是理想的存放地,于是筹备将装文物的大木箱送到天津,也因此开启了这批文物漂泊动荡、颠沛流离的一段旅程。

  周转

  天津英租界戈登路13号166号楼,这一天运进了七八十口大木箱。箱体为松木制成,三尺多长,一尺多宽,一尺多高,中间有立柱和两扇门。按照惯例,英租界内不得进入中国卡车,几口箱子只能经人力搬运。这些箱子体积既大,数目又多,运送至天津颇费了一番周折。负责押运的人是逊帝溥仪的堂弟,溥佳。166号楼也是溥佳的父亲载涛代溥仪所买。这些箱子从北平的醇亲王府送出,到天津需搭乘火车。可在当时,货物出入火车站时,不但要上税,还要接受检查,箱子里满满装的都是从紫禁城运出的古籍、字画,自然不能让人检查。溥佳于是找到了载抡,说醇亲王府和自家的东西要送往天津,请他帮忙,载抡的岳父孙宝琦是当时全国税收督办,于是免验、免税的护照就这样办妥了。

  1924年10月,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,派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于11月5日闯入紫禁城,在一个钟头内,将溥仪驱逐出宫。第二年2月,在日本警卫的“保护”下,溥仪潜逃至天津,先是住进张园,后来又搬进了静园。而之前存放于戈登路166号楼的七十多口木箱,也随之来到了静园。据严振文(溥仪的侍卫,也是在津专门管理此批珍品的人)回忆,由张园迁往静园的书画卷册有30至32箱,“静字号”的手卷自然也在这其中,它们在天津一呆就近10年。

  1933或1934年间(伪满洲国康德元年或大同二年),坐落于今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子区光复路1号的一座荒凉而破旧的房舍,迎来了一批货物。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,运送了法书名画、善本珠宝约70箱至此,照例按卷、册、轴之分,用乾隆时期专制的花绫包袱皮裹着,装在定做的楠木盒内,按大小长短分装,一同交由刘振瀛看管。

  早在1932年间,溥仪就已偷渡白河,由天津到了长春,居住在伪皇宫中。溥仪对古版图籍和书画文物珍宝有格外的偏好,伪满初年,便在皇宫西花园内专用三间大瓦房装贮珍贵的古物和书籍,满满当当的,人在屋内很难转身。后又在“帝宫”主建筑旁增建了两层的水泥楼,专贮从天津静园运来的书籍字画,这里便被称为藏书楼,也即“小白楼”。“小白楼”的外貌实在普通,这幢二层建筑外几乎没有任何装饰,可室内却藏有一千多件历代名人字画,这些字画在这里一箱摞一箱的堆着,存放了14年之久。乱世之中,人命如草芥,朝不保夕,书画文物自然也如浮萍一般,无根漂泊。

  散佚

  1945年8月9日,虽值盛夏,“伪皇都新京”长春的天气却颇为凉爽,22岁的毓嵣正在伪皇宫的私塾中上课,作为溥仪的侄子,他是溥仪亲选的宫廷学生,也是流亡期间的贴身亲信。课程还没有上完,毓嵣就被溥仪召去紧急开会。会议的内容让人心惊,原来苏联已经对日宣战,长春也即将失守,目前比较安全的地带是临江县的大栗子沟,宫内人等必须马上搬家转移,由日本人护送过去。一时之间,人心惶惶,伪皇宫内紊乱无章,在危机时刻,溥仪亲自挑选了手卷中的精品,将最珍贵的装成57箱,箱子是白木板现钉的,每箱长一米余,高五十厘米,宽四十厘米。为了能多装一些作品,宫人不惜将原有的楠木盒子及花绫包袱皮一概扔掉,这样慌乱的整理持续了两天,却仍然有大批文物留在了小白楼中。从醇亲王府运出的千余件文物就这样被迫相互分离,散佚各处。

  8月11日清晨,毓嵣与其他随从正陪着溥仪、皇后婉容、福贵人李玉琴候在同德殿内,突然院内传来卡车的轰鸣,紧接着就听到来人嚷道:“快装快装!时间紧迫!”从同德殿的窗口望去,只见侍从们慌慌张张地往几辆日本军用卡车上装木箱,很快,车就被塞满了,装不下的箱子只能被留了下来。

  当天傍晚,毓嵣和溥仪等十余人分乘四辆小汽车去了火车站。钻出汽车,众人惶恐之间,匆忙爬上了火车“展望号”,至于随行有多少人和行李,已无人顾及清点了。这列昔日为溥仪“巡幸”时专用的“展望号”专列便在黑漆漆的夜幕中别离了长春,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,在8月13日清晨抵达临江县(今临江市)大栗子沟火车站。11日清晨被日军运走的文物是否都平安、完整地装到了火车上,没人能说得清。毓嵣只知道,运往大栗子沟的几个木箱在到达目的后,寄放于该处矿山株式会社、矿长住宅西头的两间房内。

  三天后,溥仪同亲信逃亡沈阳,迫于形势,只带走了数量有限的珠宝及书画。这批书画中的大部分,随家属留在了大栗子沟。而溥仪等人也最终在沈阳东塔机场被苏联红军截获。

  截获

  8月的大栗子沟空气湿润,清晨的山上萦绕着薄雾,毓嵣的夫人杨井竹看着太阳从山间升起,内心却充满了恐惧与不安。自溥仪走后,大栗子沟里、村里、矿里的大人小孩一齐来到日本人的住处,把日本人的东西全打坏抢走了。伪皇宫的内廷人员只得集中到大库房住,而从长春带来的物品被溥仪带走后,还剩有40多箱,都存放在日本矿长家东屋的炕上,门上连个锁也没有,只是贴了一张小封条。

  这天夜里,杨井竹在皇后婉容的带领下,与众女眷来到了东屋,屋里有几个麻袋,分别装着书画和汉白玉。人人都默不作声,却开始分头在麻袋里寻找,目的是为了看一看举世闻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她们所不清楚的是,和《清明山河图》一道堆放在麻袋里的,还有周昉的《簪花仕女》及董源的《夏景山口待渡图》。

  溥仪逃跑后不久,遗留在大栗子沟的“皇亲国戚”就被由何长工、吴溉之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区所发现、包围。带队的政委将杨井竹等人集合起来,检查并收缴了存放在麻袋里的文物,共计得到书画140件。这些作品通过东北人民银行保管与拨交,最终转入了于1949年筹建的东北博物馆(至今在辽博所藏部分书画上,还可看到“东北博物馆珍藏之印”的朱文方印)。该馆于1959年改名为辽宁省博物馆,今天在辽博所展的古代书画之精品,大多出自东北联军所截获、苏联红军所收缴、“小白楼”所散佚出的文物。

  溥仪从天津、长春及大栗子沟抽身离开时,曾留下过大批书画文物,它们被赠予、赏赐、偷盗、抢夺、置换、贩卖,历经劫难沉浮。其中比较幸运者,被截获、收缴、征集,最终回归了人们的视野,不幸者则在此过程中残损、毁坏甚至消亡。悠悠历史,倾覆的何止是王朝,国宝的颠沛离散和消失损毁又何尝不是国之剧痛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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